2021年1月7日 星期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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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振耀:公益行业的发展与社会需求不匹配
2021-03-23 20:23来源:公益中国

■ 本报记者 王会贤

十年前的5月,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的王振耀在汶川指挥协调救灾;两年后,他从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的职位辞职,成立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。

汶川十周年之际,抚今追昔,《公益时报》记者采访了王振耀,听这位政府与民间组织的“中间人”,讲述当年救灾经历、十年公益之变以及他对汶川救援志愿者们的共勉之词。

社会组织发展水平与社会需求还不匹配

《公益时报》:2008年的时候,您曾感慨汶川地震“把中国的慈善水平至少提升了十年以上”。十年之后的今天,怎样评价汶川地震的影响?

王振耀:现在回头来看,不只提升了十年。当年中国全民投入救灾,以前大家觉得慈善是少数富人的事,汶川地震后,大家都知道了,慈善是大众的。正因为汶川地震救灾激发出了民众巨大的慈善热情,才会有接下来各种政策调整,特别是针对大额捐赠。

2016年《慈善法》出台,(速度)其实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。2008年,我在民政部任救灾救济司司长,那时候觉得慈善法怎么也得再等10年20年,或者可以先通过一个“慈善事业促进法”。没想到只有几年时间,就形成了社会共识。

中国社会的大爱大善,汶川地震是一个集中的爆发点。这个爆发点有其基础,一是中国经济发展了,二是政府政策开放了,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发展慈善事业,及其它一系列政策发布,鼓舞了社会的慈善热情。

所以现在来看,当时说提升十年是保守了,根本没想到很快就出现了百亿捐赠、企业家裸捐,与国际公益领域的交流更频繁,发展出社会企业、公益金融、绿色金融,一步一个大台阶。汶川地震的影响可以说非常长远。

《公益时报》:2008年中国社会组织力量还很弱小,他们是否承接住了社会的热情和期待?

王振耀:不仅当时没有承接住,我觉得到现在也没有。我们公益行业对社会的慈善热情和期待,最多消化了20%。

举个典型的例子,很多城市在推广志愿服务,老年人、青少年、医疗机构等很多方面都需要志愿服务,那么我们公益行业在提升志愿服务专业化方面,有多少帮助?跟一些境外机构在国内做的项目来比较,我们在专业性上差距很大。

再比如,现在很多家族愿意以慈善作为传承方式,而我们的服务在这方面是对接不上的。

另外,慈善组织的支撑系统不成熟。服务不仅仅是指咨询、注册,还有项目设计等。慈善家的捐赠额度已经动辄几十亿,我们只能设计几千万的项目,能力上有差距。

总的来说,我们现在的内在组织方式、行为方式、内在机制,和社会需求存在着极大的差异。如果说政府和社会的慈善热情是一大桶水,那么我们公益慈善界的习惯架构还是碗。这是目前我看到的,也是非常焦虑的。就像我们行业内最大规模的那几家基金会,资金量其实也并不大,让他们再承接几十个亿的话,确实有点难。

《公益时报》:那么在公益需求上,这十年发生了哪些变化?

王振耀:简单来说,就是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的变化。这个变化其实是从2001年之后,最近这18年,国家的福利制度取得了长足进步。在政府没有行动的时候,主要靠慈善组织,那么政府有所行动之后,慈善组织怎么转型?这时候,可能就转向跟政府合作,花政府的钱,接受政府委托。

此外,对心灵的关注,是现代慈善的重要内容。比如留守儿童、老人的心灵关怀,对家庭暴力的关注等,这些都是过去关注度较低的事情。

而在方式上,现在大家关注影响力投资,希望做社会企业,希望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赚一点钱。政府现在还鼓励慈善信托。很多新的事物扑面而来,我们公益界还不太适应。

政社协调需要更多沟通

《公益时报》:2008年的时候,您还在救灾司工作,从您的角度来看,汶川地震对推动我国防灾减灾政策、制度有哪些影响?

王振耀:汶川地震对中国的灾害应急救助体系,是一次巨大的考验。中国政府当时的行动和创造,其实也为世界做出了贡献。后来日本3·11大地震,日本政府专门请我作为专家去做咨询(那时候我已经离开民政部),他们很尊重汶川地震的经验。国家的四级响应体系、国际合作机制在汶川地震中得到了体现。政府和人民、媒体、国际形成了非常良性的互动。

中央现在总结经验,专门成立了应急管理部,把过去的几个大的应急系统,整合到一起,从制度设计上增加了合力,但几个方面还需要磨合。

《公益时报》:您曾在采访中表示,从2012年开始,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基本形成了良性互动,很多年前双方是互相埋怨的。这十年来,双方之间的关系经历了怎样的变迁?

王振耀:以我这个当时的救灾司司长为例,其实刚开始对民间组织救灾是不了解的。2008年以前,我们不了解民间组织在应急响应的时候能有什么作用,只想到募款、捐款,募款之后也希望他们打到政府的账号上。那时候一般公布三个账号,民政部一个,还有中华慈善总会、中国红十字会总会,捐款都往这儿打。2008年以前是这样的,个别时候有民间组织来救灾了,我们觉得来了也没跟我们协作,怎么回事?而社会组织则觉得政府也不跟我们沟通,有时候互相有点埋怨。

汶川地震带来了很大的改变。刚开始也没想着民间组织有多大作用。地震刚发生的第一周,民政部没有开门接受捐款,鼓励向民间组织捐款。很快大家觉得大灾面前政府必须要综合协调,就先公布了十几家公开募款的机构,有的组织没在名单上,就来找我们,说你看民政部批准的我们的章程里,写着有救灾,我们觉得的确应该鼓励。

互动、学习就是这样开始的,而且是很生动的学习。那时候手机通讯已经方便了,往往一个电话直接打过来:“我们应该去哪儿啊?”就开始协调,后来甚至国际民间组织,我们也来协调,之后的沟通就越来越顺畅。

开始双方只是接触,到汶川地震是爆发。这期间有2005年的中华慈善大会,从2005年到2008年,不断有对话。这也得益于民政部将慈善处设在救灾救济司,这样救灾司就必须推动慈善工作,工作之中就理解了慈善组织,救灾就自然和慈善融合了。

2005年中央号召共产党员献爱心,中央政府的公务员钱也不多,但也都捐,领导也捐。捐的时候大家就发现,操作上有很多方法需要改进。自己一捐才发现捐赠时候的焦躁,需要透明、需要回馈,也讨论怎样免税。政府工作人员对慈善捐赠都有了认识,政策调整也就容易了。这是其他国家政府都没做过的。

我离开民政部之后,建立了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,它也成为一个重要的桥梁。毫无疑问,像救灾、慈善、福利的政策,原单位发的文件我理解肯定会快一点。以各大高校学院、研究院为代表的机构,也与政府形成了互动机制。很多政策的解释、研究、沟通、对话就有了,没有变成对抗和吵架。在这样的过程中,民间与政府的关系越来越密切。

到十九大的时候,民间组织也没想到,十九大这么充分肯定社会组织的作用,我们都很意外。得到政府的重视,我们更应该做好这个对接工作。

公益行业的组织方式离老百姓还很远

《公益时报》:2008年的捐赠总量有了巨大突破,但看比例,这些年来企业捐赠一直占多数。

王振耀:中国社会力量的增长、民众爱心的增长,其实经历了一个过程。

以前咱们贫困啊,像上世纪90年代初华东水灾,募捐主要来自港澳台和其他国家,募捐量是超过大陆的。1998年抗洪的时候,第一次境内捐赠超过境外,当时我很感慨。2003年非典捐赠额接近40亿元,2004年印度洋海啸,我国民间向境外捐款6亿多。这些大数我现在还记得。

民间展现出越来越多的善意。政府有一个消化过程。在捐赠中,民间组织、捐款人都向政府提了很多中肯的建议,包括如何实施项目、进行救助,这也改变了我的很多想法。

但直到现在国内企业大额捐赠占比一直高于公众捐赠,我认为这就是现在的组织方式不适应公众爱心的要求,起码在公众募款方面就很落后。

我们的组织方式,离老百姓很远。跟国外相比,第一,我们社区基金会不发达,国外社区互助也是算捐款的。但国内的社区凝聚力很弱,社区基金会很少,满足不了人民互助的需求。事实上,社区里听说哪个楼的谁需要帮助了,号召一人捐一百,大家都会很热心,但现在没这个途径。所有组织的宣传都是“捐款到贫困地区”,贫困地区要捐,但同时不要忘了,你所在的社区就有很多人需要帮助。

第二,国外的实物捐赠非常多,比如旧衣物捐赠,折算价格后也可以凭捐赠证明免税。现在咱们实物抵税还没有摸索出一套方式。

所以说不是因为中国老百姓自私、捐款不够,是我们的组织方式、体制有缺陷,个人捐赠还存在着不方便。我认为下一步慈善事业的一个重点是社区慈善。社区慈善不发展,中国的慈善就还在天上飘着。

编辑:风中的自由;审编:苒苒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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